[59]也是指治理国家要行德政、仁政，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人们才会团结在你的周围。
[64]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蛮族入侵而最终取得统一帝国的朝代，在入主中原以前，蒙古大军就横跨欧亚，取得军事上的非凡成就，在文治上则乏善可陈，在法制建设上亦是如此。通过儒家先贤的努力，在人性善与恶的分析中引伸出人之道，并在法家对社会罪恶的惩治中，经由礼与法、善与恶的辩证过程，终于熔铸出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中华法系。
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史》第34—37页，第176—179页。这部法律，主要承袭《大明律》，在结构、内容、篇目上与《大明律》多有雷同，只是结合满人原有的一些习惯而略有改动，而且一经颁布，便成定式。在我们的理论中，商品交换的出现，引致了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和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对立，这为社会对立的日益加剧和恶化提供了现实性。北洋政府的几个后继者，民主的高调都是要唱的。但是，我们在强调孟、荀的伟大贡献之际，还不得不提醒，孟、荀的人性论各执一偏，对道的体认就未免失之片面，以人性善为基，单纯地施仁政，在春秋战国时已经证明不合时宜了。
是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未选而极。[33]加剧了秦帝国的灭亡。而御史中丞众等以为《春秋》之义，意恶功遂，不免于诛，况首为恶，明手伤，功意俱恶。
它们与个人或企业的品行有关，并且含有大量的道德因素。礼即伦理，这里涉及的是对皇帝（国家象征）的礼的侵害，所以列入十恶。[19]这个左右摇摆的过程，使庞德只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没有任何理论可以长久地维持自身的地位，因而在经历了2400年的哲学与法学的探讨之后，我们实际上仍然是在原地踏步。指斥乘舆，情理切害及对捍制使，而无人臣之礼。
伦理道德在中华法系中的体现，当然不止于十恶八议中，但这两部分是最为集中、最为突出的，便于我们更清楚地观察和更明白地阐释。二 与现代西方法系的比较现代西方法系指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这两大法系是在近现代历史上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狼奔豕突，现代西方法系也入侵于世界各国，可以说，各国法律不入于大陆法系之门，即入于英美法系之门，世界各国法律俨然成了西方法系的两分天下，即使那些严守伊斯兰法系的阿拉伯国家，也受到西方法系的严重侵蚀。
谓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者。[86]只是在宗法社会中，道德伦理关系被摆在更突出的位置，这是历史条件使然（这一点我们后面还会详细论及）。在对犯罪行为的惩处中，用人们在道德伦理关系中善的积累，来削减和抵销所犯下的罪行，这是《唐律疏议》的八议项下的主要内容。[55]威格摩尔虽然对中华法系抱有好感，也尽可能从好的方面来理解中华法系，但仍然不免照猫画虎，难得其神。
[81] 荀子说：道也，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何意志概括中华法系的特征有七：1、中华法律文化是礼文化，它体现了法与礼的统一。应该说，权利关系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人们社会关系的重要一环，而权利遭到威胁、侵害、剥夺，构成了法律之所以存在的主要内容。它和另一些爱好很相像，特别是和对荣誉的爱好很相像，如果这种爱好幸而是有益于公众从而是合乎责任的事情，实际上是对荣誉的爱好，那么这种爱好应受到称赞、鼓励，却不值得高度推崇。
在我们的论证中已经了解到，在儒家的努力下，清楚地探明，中国传统的道来源于人性，道是对人性的认识、遵循、引领、规约。因而，他那由义务和权利予以界定的状态被认为是符合道德的。
[13]同时，伦理因素也为历史法学派所摒弃，历史法学家同样找出了一些普遍的理想原则，而实在法必须予以遵从。但是，法律不是为惩治而惩治，不是为暴力而暴力，不是为罪恶而罪恶（这是在法制现实中难以避免的陷阱），法律只是惩恶的手段，目的是禁人为非、迫人止恶。
在我们看来，旧法律与新法律的矛盾或根本区别，更接近于上引的法史学家所说：在旧律中道德与法律合一，在新律中道德与法律是分离的。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错。二、不可雕刻和崇拜偶像。第八表私犯，共二十七条，是条文最多的，针对个人犯罪的法律规定。这不是事实，中国法律中多有对人们生命财产保护的条文，这就是现今所说的权利保护。再说法律的根本遵循，在当时的认知水平和语境下，就是德、礼。
[41]甚至他认为主要问题在于旧道德与新法律的矛盾，他提出一疑问，并自问自答：于此有一疑问，即旧道德与新法律孰是孰非？孰善孰恶？此一问题之解答，或能不以任何人之直观为标准，不以个人主观空想的理想国为前提，不以个人之利害得失为准绳，不为尚古非今之态度所拘囿，不为西方东方等地域观念所蒙蔽，则合理的解答必共趋于新法律善，旧道德恶，新法律是旧道德非之一途。从积极的意义上讲，经义决狱开了用义理来注释、解释法律的先河，为中华法系的法理昭然、入情合理提供了宝贵经验。
主张法治的人认为，时代是发展变化的，人性恶必然会表现出来，对于违法犯罪，只能用刑律来加以对治。第三表执行，共八条，是关于判决案子的执行规定。
大的错误如中国在唐朝才开始有法律，岂不知离事实已相差千年以上了。我们还要进一步强调，正是《唐律疏议》用法律的方式大范围地解决道德和伦理中存在或出现的恶的对立，形成了中华法系的独出优势，超越了古今中外的所有法系。
[80] 康德和黑格尔对道德的论证，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三。「疏」议曰：依令，有执掌者为职事官，无执掌者为散官。[35]革新派同样没有严谨的法理支撑，多以国际惯例予以搪塞，充斥着挟洋自重的意味，如对无夫奸案例的反驳，沈家本以无夫之妇女犯奸，欧洲法律并无治罪之文，……近日学说家多主张不编入律内。只有皇帝才有权赐于减刑或免于死刑。
中国古人的高明之处是从人性的本源之处来理解善与恶、非善非恶，而针对此人性而有德的倡扬，礼的框限，刑的规制。[25] 徐道邻也认为，《唐律》不再表现为春秋折狱、经义折狱。
则同乎此国者，彼国有违言，同乎彼国者，他国又相反，是必穷之道也。[79]可以视作朦胧中已将德礼刑罚均看作国家治理之用了。
用更学术化的语言来说，真正的本是中国古人所说的道，道是对人性的遵循、引领、规约，目的是使人性得到全面的、普遍的、正当的实现。127—194条，涉及家庭婚姻与继承的规定。
[65]我们采用这一起源说，这里的礼和我们现在所说的伦理在起源、范围、内容、作用上基本上是相同的。九、不可作假证，陷害人。《韩非子·五蠹》[74] 《汉书·刑法志》[75] 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公正审判大部分是依靠法律标准得以实现的，而这种趋势还在增强。
我们提出重建中华法系，不是民族自尊心作怪，也不是为与西方法系抗衡而独树一帜，而是因为中华法系中蕴藏着独特的优势，是从古至今其他法系较少具备、或极其缺乏的，这一优势在中国的法制长路中逐渐形成，在正反双方的辩难中日显明晰，却又因为历史的误会而屡被垢病，并且在近代西方的法制殖民中险遭灭顶。第7卷规定了国王治理国家和统率军队等的责任。
又指出世界列强对吾国除了领土的侵占，还在法治上强人从己。谓承先代之后为国宾者。
4.由于以上三点，法律与道德的融合，在西方还只是理论上的愿景，并未进入现实的法律运作。[51] （法）勒内·达维德著，漆竹生译：《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88—4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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